當然，共青團機構還不像別的單位，幹部輪換很快，此時的團市委已經無人相識，接待我的至少小我十八歲的工作人員態度冷淡，倨傲，彼此皆感陌生，互無興趣，人家不過是執行公事。

世事變化，幾個月後，團市委人員的面孔都變了。

不是變新了而是變舊了:那些被認為是“文革”時期上來的團市委幹部多轉了崗，而此後的團北京市委，已經是由我們那個時期的團市委的老幹部金鑒回來任書記，由我的老搭檔王晉等任副書記了。

王晉等老同事為了回來工作染黑了頭髮，並拉著我擔任了北京市青聯副主席。

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說是此時他任全國青聯副主席，說明他正對口是我的“上級”。

與此差不多同時，中共北京市委的調函也已開出，這時已經有了“摘帽辦”，按照統一的政策負責改正錯劃右派與“收回”這些人員。

其中的李魯已經去世。

另一位被勞動教養後遣返家鄉務農的廣東人W，則還健在，似已接近耳聾眼瞎，不成樣子了。

我仗著年輕，硬算是沒受太大的罪，不幸中有大幸焉。

我回到新疆，眾友人嗟歎不已，也有人說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呀。

我與領導談回京事，領導當然理解支持，但也歎息，我們新疆成了什麼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該走了。

叫做沉冤昭雪吧，雖然這種說法對於我似乎有點封建性。平平靜靜地回到新疆以後，有一件小事倒是值得一提。就是此時至少是在新疆文聯，鄧麗君的歌曲風靡起來了。

我很可惜那麼多各類治史專家沒有人研究一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現在中國內地的鄧麗君熱。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來的，怎麼站住的。誰是始作俑者呢？

開頭，似乎是偷偷地聽，說偷聽吧，又不像聽到海外華語廣播那麼緊張那麼犯私，“文革”中偷聽“敵臺”一項罪名足夠判你個反革命，而鄧麗君自始便是聽則聽矣，喜則喜矣，粉（絲）則粉矣，無大礙但也始終不那麼合法。

例如，時至今日，沒有一個大電視臺或廣播電臺正經八百地上過鄧麗君的歌。沒有一次正經八百的音樂會或歌舞晚會上上過鄧麗君唱紅了的歌。其中她唱的《何日君再來》與《夜來香》（都不是她首唱的）更始終具有一種政治上的可疑性質，大概被看做“敵偽歌曲”的吧。

開始時至少鄧麗君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還有一種說法，說是在香港，鄧麗君早已過時了。但這樣說同樣也未能給鄧麗君熱降溫。

一位現在已經譽滿全球的定居海外的大作家老弟，就告訴過我，他寫作時一定要用錄放影機放著鄧麗君的歌曲。

1979年春我“改正”（昭雪）完了回到新疆文聯，聽到一位天津籍的會計小女孩在放鄧的歌曲，她坦然地向我推薦那首《千言萬語》，說是怎麼怎麼好聽。我聽了兩次，覺得不錯，調調記了個八九不離十。

但我只是莞爾一笑，沒有說一句鄧麗君歌曲的好話，說明其時我對意識形態問題仍抱著極其警惕與慎重的態度。

從此我知道了個詞叫“愛的寂寞”，這個詞是否通順，是否無病呻吟，我一直抱著疑問，但它帶來了些另類的感受，另類的資訊。

而且我有時也哼哼起“愛的寂寞”來了，那時還不知道“千言萬語”是歌名。

我後來甚至想，允許文藝中出現一點無病呻吟，出現一點速朽准廢料，出現一點淺薄小市民和搔首弄姿，撒嬌撒賴，允許（不是提倡）唱一點諸如“我的心太軟”、“愛就愛了”、“你背著我愛上了旁人”、“不求天長地久”之類的無聊之作，這當然不理想，但是卻又難於避免。

這當然可以批評，它的出現卻仍然是一種寬鬆與和諧的符號，而不是動輒一臉悲情的階級鬥爭硝煙。

(王蒙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