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叟言無忌』，接受本報專訪披露《王蒙自傳》書外一段段秘聞

■『鄧麗君沒表示過想到大陸演出』

■『假如鄧麗君提出，文化部是可以批准的』

■『中國幾十年的文學創作，成果和數量相比，不是很理想』

一位大家的心路坦言，一位高官的心靈剖析，一位智者的心得闡述───《王蒙自傳》，以其不回避歷史、敢于說真話而受到讀者追捧。

王蒙，中國著名作家，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王蒙的人生歷程，表現了一位智者洞察世事的大智慧。

記者近日拜訪了王蒙，在他的家中同他談他的《自傳》，談書中提及到卻沒有展開，或沒有提到，卻很重要的歷史事件，比如鄧麗君為何沒到大陸演出？比如當年的歌舞廳禁令是如何解除的？比如他眼中的文化人……

 

開放歌舞廳『是我幹的很大膽的事』

記者：我們報紙連載您的《自傳》，說z麇z當文化部長的那段經歷。您當部長時，能不能開歌舞廳是個爭論性話題。

王蒙：開放歌舞廳是我幹的一件很大膽的事。在我上任前的三四個月，文化部、國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聯合發文，嚴令不准開設營業性的歌舞廳，我上任幾個月後就把它改過來了，這件事情是得到老百姓歡迎的。當時有個省的人大常委會作出過一個不執行三個部門聯合文件的決議，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說明什麼？人們需要豐富的業余文化生活。問題不是應不應該開歌舞廳，是如何管理好。

記者：您當時有沒有到歌舞廳去看？王蒙：看過不少，去那些地方完全是工作。我知道歌舞廳可以做得很好，也有些流弊。

記者：您有沒有看到過流弊？王蒙：沒看到，人家不敢給我表演流弊。記者：知不知道人家不敢給你表演？王蒙：我想我知道，我知道。記者：您怎麼看這種情況？

王蒙：群眾在從溫飽到小康過渡的過程中，文化娛樂型的消費需求是非常高的。第一，人民有進行文化娛樂消費的權利；第二，他唱唱歌，跳跳舞，比去酗酒、賭博、吸毒、嫖娼不知道要好多少。問題是你要提高這種娛樂文化。

記者：當時社會上有種說法，說是『黃賭毒』都集中到歌舞廳來了。

王蒙：當時公安部門說歌舞廳主要怕一條，就是有些流氓地痞的活動往歌舞廳里走。我說歡迎你們穿著警服，或穿著便裝到這來蹲點、調研、蹲坑，公安部門管專門等某個犯罪分子叫蹲坑。我說這不是好辦了嗎，現在知道他們喜歡往歌舞廳走，你到那兒去把他抓起來，這不是更方便了嗎。由於我的雄辯，這個事就辦成了。任何地方都可能有壞人，如果由於怕有壞人就不給老百姓搞文化娛樂消費，這是很可笑的。

 

深圳迎賓館『不讓』首長看香港電視

記者：在您當部長的時候，廣東已經可以看到香港電視了，您知道這個事情嗎？

王蒙：知道。我說一件當年的事，有一回我正在深圳迎賓館住著呢，忽然間賓館的人來同我說，從明天起三天之內，香港電視台你就收不到了。我問為什麼，他說中央首長李鐵映要來。其實，在深圳能看到香港電視，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在廣州，也收得到香港的翡翠台、本港台、明珠台和國際台，其實都知道。

記者：您如何評價這種情況？

王蒙：沒有辦法，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中國人特別能對付，這樣做彼此方便。在當時內地播香港電視不完全合法，領導看了以後，他怎麼說呢？所以幹脆他別看。

記者：當時有沒有人說不能這樣幹？

王蒙：我既沒聽說過『不能』，也沒聽說『能』。很多事是既沒有人說『能』，也沒有人說『不能』，慢慢假以時日，就『能』了。

 

關於鄧麗君 她沒表示過想到大陸演出

記者：臺灣的宋楚渝去年披露說，上世紀80年代他曾執行蔣經國的指令，勸阻鄧麗君到大陸演出。作為文化部長，您所知道的大陸這邊的情況是怎樣的？

王蒙：是，鄧麗君沒來過大陸演出。我要說明一下，我查閱過文化部留存的原始檔案，本人當部長期間（即1986-1989），她確實沒有正式表示過想到大陸來演出，沒有和我們任何一個文藝演出團體的人見過面，也沒有任何文藝機構向文化部提出演出的事。有家媒體的記者撥電話找到鄧麗君，說什麼時候來演，歡迎啊。鄧麗君並沒有說去或不去，或我期待去。曾經有過文化工作者到香港，想與鄧麗君見面，沒有見到。在媒體炒作這個事情的過程中，領導層中有一些不同意見，熱烈歡迎的有，直接反對的也有，認為不妨考慮一下的也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她本人提出來，那也就來了，但是這個情況不存在。從文化部來看我畢竟是政府部門，不直接插手商業演出的事，沒有義務直接邀請一個歌星到大陸來演出。另外呢，文化部也從來也沒有說過，像鄧麗君這樣的歌星禁止入境。鄧麗君不會給安全帶來威脅，不會顛覆我們的國家制度，不會敗壞我們的道德情操。假如當時有一個劇場去把她引進來，到文化部格核批，是可以批准的。

 

評說韋君宜 『用自己的眼睛看人生』

記者：敢于在自傳中描述內心真實想法的，您算是一個。您寫的韋君宜（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給人印象很深，一般人不會這樣寫。

王蒙：我要跟你申明一點，我並沒有說不好，因為我覺得她的不好又是她的特別的好。她不是兩面派，不是嘴上說一句，心裡卻給你應付著。上面不是要求人們跟我劃清界限嗎，所以她見到我一句話都不說。上面不是告訴人們要注意從工農兵中找作者，只能找新人，不能找老人嗎，所以她認為你來看我可以，你想寫作沒門，你沒有寫作的權力。她直接告訴我，你少考慮寫作的事情。所以跟你說，她是一面派，不跟你來虛的，像她這樣真正的一面派不多。記者：您如何看這種情況？

王蒙：我提供真相，不作評判。直到打倒『四人幫』了，我們這些人的作品可以發表了，她又很認真來執行。她一下就走得很快，就提出來說，現在就開始給你平反，你去找團中央、團市委，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不但你要發表作品，而且要把你的右派問題推翻，你要回北京。而且她還幫著我找人去具體辦這些事。她就是這麼一個人，好處是不會對你搞陰謀，在她這個人身上反映了時代特徵。

 

談文學創作點了三作家：孫犁韓少功舒婷

記者：您怎麼評價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創作，究竟我們出沒出那種在歷史上有位置，能夠留傳下去的作品？

王蒙：我覺得中國幾十年的文學創作，成果和數量相比，並不是很理想。但是現在作結論還為時尚早。因為一個作品能不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當時是做不了結論的。

記者：您能不能脫口而出，說三部您認為好的作品？

王蒙：孫犁的作品《白洋澱》，儘管他受了很多的限制，但是他的作品鄉土氣息，藝術特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又比如說韓少功的《爸爸爸》，雖是很短的東西，但是卻特別清楚表達了作者的理念，給人深刻的印象；又比如舒婷的詩，表達了一代人的一種感情﹛許多年輕人喜歡把她的詩抄在筆記本里。

(羊城晚報 記者 樊克寧 陳曉鴻)